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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 一个监狱看守

当年明月2017年11月13日Ctrl+D 收藏本站微信公众号:朝霞小说

关于东林党的覆灭,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:一群有道德的君子,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,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,最终失败。

我认为,这个说法,那是相当的胡扯。

事实上,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,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,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,最终失败。

许多年来,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,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。

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,是由于这个问题,很难说清楚。

这不是顺口溜,其实一直以来,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,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,很多人不知道,知道的人不说。

凑巧的是,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,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,不足为人道的玄机,有着很难说清楚,不足为人道的兴趣。

于是,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,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:

东林党之所以成功,是因为强大,之所以失败,是因为过于强大。

万历四十八年(1620),在杨涟、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,朱常洛顺利即位,成为了明光宗。

虽然这位仁兄命短,只活了一个月,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,经历千辛万苦,又把他的儿子推了上去,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。

用正面的话说,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,意志顽强,坚持到底。

用反面的话说,这是赌一把,运气好,找对了人,打对了架。

无论正面反面,几乎所有人都认为,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,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里,杨涟的拼死一搏,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。

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,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。

因为在中国历史上,一般而言,只要皇帝说话,什么事都好办,什么事都能办,可是明朝实在太不一般。

明朝的皇帝,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,且不论张居正、刘瑾、魏忠贤之类的牛人,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、给事中,天天上书骂人,想干啥都不让,能把人活活烦死。

比如明武宗,就想出去转转,换换空气,麻烦马上就来,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,示威请愿,午觉都不让睡。闹得你死我活,最后也没去成。

换句话说,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,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,那是不太现实的,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。

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,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,具体说,是齐、楚、浙三党。

众所周知,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,经常耍二杆子性格,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,什么人都敢惹,搞了几十年斗争,仇人越来越多,特别是三党,前仆后继,前人退休,后人接班,一代代接茬上,斗得不亦乐乎。

这两方的矛盾,那叫一个苦大仇深。什么争国本、妖书案、梃击案,只要是个机会,能借着打击对手,就绝不放过,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,真可谓是历史悠久。

就实力而言,东林党势头大,人多,占据优势,而三党迫于压力,形成了联盟,共同对付东林党,所以多年以来此消彼长,什么京察、偷信,全往死里整。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,这么多年了,谁也没能整死谁。

万历末年,一个人来到了京城,不久之后,在极偶然的情况下,他加入了其中一方。

他加入的是东林党,于是,三党被整死了。

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,然而,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,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,这个人名叫汪文言。

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,那是正常的,如果你了解,那是不正常的。

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,也只知道这个名字,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。

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。

事实上,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,我吃了很大苦头,翻了很多书,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,竟然都没能摸清他的底。

在几乎所有的史籍中,对于此人的描述都只有只言片语,应该说,这是奇怪的现象。

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,介绍如此之少,是很不正常的,但从某个角度讲,又是很正常的。

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,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。

汪文言,安徽人,不是进士,也不是举人,甚至不是秀才,他没有进过考场,没有当过官,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。

对于这位老百姓,后世曾有一个评价:以布衣之身,操控天下。

汪布衣小时候情况如何不太清楚,从目前的材料看,是个很能混的人,他虽然不考科举,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——县吏。

事实上,明代的公务员,并非都是政府官员,它分为两种:官与吏。

参加科举考试,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,是官员。就算层次最低、底子最差的举人(比如海瑞),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长。

可问题在于,明朝的官员编制是很少的,按规定,一个县里有品级,吃皇粮的,只有知县(县长)、县丞(县政府办公室主任)几个人而已。

而没有品级,也吃皇粮的,比如教谕(教育局长)、驿丞(县招待所所长),大都由举人担任,人数也不多。

在一个县里,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,换句话说,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。

然而一个县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,县长大人日理万机,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,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,偷奸耍滑的,老实办事的,端茶倒水的。

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,就叫吏。

吏没有官职、没有编制,国家也不给他们发工资,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都由县里解决,换句话说,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。

虽然国家不管,没有正式身份,也不给钱,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热门,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,没关系还当不上,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,比如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,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。

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,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——权力。

一般说来,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,没有根基,也没有班底,而吏大都是地头蛇,熟悉业务,有权在手,熟门熟路,擅长贪污受贿,黑吃黑,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,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。

汪文言,就是编外公务员中,最狡猾,最会来事,最杰出的代表人物。

汪文言的官场生涯,是从监狱开始的,那时候,他是监狱的看守。

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,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,训斥犯人,收取贿赂、拿黑钱的职责。

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,在上级(收过钱的)和同僚(都是同伙)

的一致推荐下,他进入了县衙,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。

值得表扬的是,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,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,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,经常仗义疏财,接济朋友。但凡认识他的,就算走投无路,只要找上门来,他都能帮人一把,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,被誉为当代宋江。

就这样,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,关系越来越野,越来越能办事,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,都要找他帮忙。家里跟宋江一样,经常宾客盈门,什么人都有,即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,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,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,总是“叩头就拜”,酒足饭饱拿钱之后,就甘心做小弟,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。

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,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,终于打出县城,走向全省,波及全国。

但无论如何,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,直到有一天,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。

这个人叫于与立,时任刑部郎中。

这位于郎中官职不算太高,但想法不低,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,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,便主动找上门去,特聘汪先生到京城,发挥特长,为他打探消息。

汪先生岂是县中物,毫不犹豫就答应了,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。

可几个月下来,汪文言发现,自己县里那套,在京城根本混不开。

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,二无来历,档次太低,压根就没人搭理他。

无奈之下,他只好出钱,去捐了个监生,不知找了谁的门路,还混进了太学。

这可就真了不得了,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,上下打点,四面逢源,短短几月,上至六部官员,下到穷学生,他都混熟了,没混熟的,也混个脸熟。

一时之间,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,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。

但这位风云人物,依然还是个小人物。

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,是不会搭理他的,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,还是三党的小人,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。

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,并在他的帮助下,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。

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,名叫王安。

要论出身,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,估计也只有太监了,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,也没什么心理障碍。

当时的王安,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,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,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,要什么没什么,老爹万历又不待见,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,没人去搭理他。

但汪文言恰恰相反,鞍前马后帮他办事,要钱给钱,要东西给东西,除了女人,什么都给了。

王安很喜欢汪文言。

当然,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,也不是慈善家,他之所以结交王安,只是想赌一把。

一年后,他赌赢了。

在万历四十八年(1620)七月二十一日的那个夜晚,当杨涟秘密找到王安,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,还有第三个人在场——汪文言。

杨涟说,皇上已经不行了,太子应立即入宫继位,以防有变。

王安说,目前情形不明,没有皇上的谕令,如果擅自入宫,凶多吉少。

杨涟说,皇上已经昏迷,不会再有谕令,时间紧急,绝不能再等!

王安说,事关重大,再等等。

僵持不下时,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官海沉浮的经验,做出了一个判断。

他对王安说:杨御史是对的,不能再等待,必须立即入宫。

一直以来,王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,于是他同意了,并带领朱常洛,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,成功即位。

这件事不但加深了王安对汪文言的信任,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编外公务员,江湖混混的实力。

继杨涟之后,东林党的几位领导,大学士刘一璟、韩旷、尚书周嘉谟、御史左光斗等人,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。

就这样,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,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——瞎子都看得出,新皇帝要即位了,东林党要发达了。

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,才发现,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。

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,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,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,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、以山东人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、和以湖广人官应震、吴亮嗣为首的楚党,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

三党的核心,是浙党,此党的创始人前任首辅沈一贯,一贯善于拉帮结派,后来的接班人,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扬了这一精神,几十年下来,朝廷内外,浙党遍布。

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,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都是言官,不是给事中,就是御史,看上去级别不高,能量却不小,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,动不动就上书弹劾兴风作浪。

三党分工配合,通力协作,极不好惹,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,明里暗里斗过几次,也没能搞定。

关键时刻,汪文言出场。

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,汪文言判定,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,就算和对方死拼,也只能死,没得拼。

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,东林党的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,个个都牛得不行,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,谁都瞧不上谁,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,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。

汪文言认为,这是不对的,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,必须转变观念。

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,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,一直相当低调,相当能忍,所以在他看来,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,也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要会来事,朋友和敌人,是可以相互转化的。

秉持着这一理念,他拟定了一个计划,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。

很快,他就找到了这个人——梅之焕。

梅之焕,字彬父,万历三十二年进士,选为庶吉士。后任吏科给事中。

此人出身名门,文武双全,十几岁的时候,有一次朝廷阅兵,他骑匹马,没打招呼,稀里糊涂就跑了进去,又稀里糊涂地要走。

阅兵的人不干,告诉他你要不露一手,今天就别想走。

梅之焕二话不说,拿起弓就射,九发九中,射完啥也不说,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,就走人了(长揖上马而去)。

除上述优点外,这人还特有正义感,东厂坑人,他就骂东厂,沈一贯结党,他就骂沈一贯,是个相当强硬的人。

但汪文言之所以找到这位仁兄,不是因为他会射箭,很正直,而是因为他的籍贯。

梅之焕,是湖广人,具体地说,是湖北麻城人。

明代官场里,最重要的两大关系,就是师生、老乡。一个地方出来的,都到京城来混饭吃,老乡关系一攀,就是兄弟了。所以自打进入朝廷,梅之焕认识的,大都是楚党成员。

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。

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,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,很好,这正是那个计划所需要的人。

汪文言认为,遇到敌人,直接硬干是不对的,在操起板砖之前,应该先让他自己绊一跤。

三党是不好下手的,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,把三党变成两党,就好下手了。

在仔细衡量利弊后,他选择了楚党。

因为在不久之前,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。

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,却依然被人怀念,于是朝中有人提议,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掘出来,修理一顿。

这个建议的提出,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吃饱了没事干,且心理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,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,可不巧的是,提议的人,是浙党的成员。

这下就热闹了,许多东林党人闻讯后,纷纷赶来骂仗,痛斥三党,支持张居正。

说句实话,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,东林党也没少掺合,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,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,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,只要是三党提出的,就是错的,对人不对事,不必当真。

梅之焕也进来插了句话,且相当不客气:

“如果江陵(指张居正)还在,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?”

话音刚落,就有人接连上书,表示同意,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,支持他的人,并不是东林党,而是官应震。

官应震,是楚党的首领,他之所以支持梅之焕,除了两人是老乡,关系不错外,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:死去的张居正先生,是湖广人。

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,所谓三党,并不是铁板一块,只要动动手脚,就能将其彻底摧毁。

所以,他找到了梅之焕,拉拢了官应震,开始搞小动作。

至于他搞了什么小动作,我确实很想讲讲,可惜史书没写,我也不知道,只好省略,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。

此后的事情,我此前已经讲过了,方从哲被迫退休,东林党人全面掌权,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,赵南星任吏部尚书,高攀龙任光禄丞,邹元标任左都御史等等。

之所以让你再看一遍,是要告诉你,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,是一个沉默的男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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