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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混战

当年明月2017年11月13日Ctrl+D 收藏本站微信公众号:朝霞小说

申时行在的时候,大家都说朝廷很乱,等申时行走了,大家才知道,什么叫乱。

首辅走了,王锡爵不在,按顺序,应该是许国当首辅。可这位兄弟相当机灵,一看形势不对,写了封辞职信就跑了。

只剩王家屏了。

万历不喜欢王家屏,王家屏也知道皇帝不喜欢他,所以几乎在申时行走人的同时,他就提出辞职。

然而万历没有批,还把王家屏提为首辅。原因很简单,这么个烂摊子,现在内阁就这么个人,好歹就是他了。

内阁总算有个人了,但一个还不够,得再找几个。搭个班子,才好唱戏。说起来还是申时行够意思,早就料到有这一天,所以在临走时,他向万历推荐了两个人:一个是时任吏部左侍郎赵志皋,另一个是原任礼部右侍郎张位。

这个人事安排十分有趣,因为这两个人兴趣不同,性格不同,出身不同,总而言之,就没一点共同语言,但事后证明,就是这么个安排,居然撑了七八年,申先生的领导水平可见一斑。

班子定下来了,万历的安宁日子也到了头。因为归根结底,大臣们闹腾,还是因为册立太子的事情,申先生不过是帮皇帝挡了子弹,现在申先生走了,皇帝陛下只能赤膊上阵。

万历二十年(1592)正月,真正的总攻开始了。

礼部给事中李献可首先发难,上书要求皇帝早日批准长子出阁读书,而且这位兄台十分机灵,半字不提册立的事,全篇却都在催这事,半点把柄都不留,搞得皇帝陛下十分狼狈,一气之下,借口都不找了:

“册立已有旨意,这厮偏又来烦扰……好生可恶,降级调外任用!”

其实说起来,李献可不是什么大人物,这个处罚也不算太重。可万历万没想到,就这么个小人物,这么点小事儿,他竟然没能办得了。

因为他的圣旨刚下发,就被王家屏给退了回来。

作为朝廷首辅,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问题,可以退回去,拒不执行,这种权力,叫做封还。

封还就封还吧,不办就不办吧,更可气的是,王首辅还振振有词:

这事我没错,是皇帝陛下错了!因为李献可没说册立的事,他只是说应该出阁读书,你应该采纳他的意见,即使不能采纳,也不应该罚他,所以这事我不会办。

真是要造反了,刚刚提了首辅,这白眼狼就下狠手。万历恨不得拿头撞墙,气急败坏之下,他放了王家屏的假,让他回家休养去了。

万历的“幸福”生活从此拉开序幕。

几天后,礼部给事中钟羽正上疏,支持李献可,经典语言如下:

“李献可的奏疏,我是赞成的,请你把我一同降职吧(请与同谪)。”

万历满足了他的要求。

又几天后,礼部给事中舒弘绪上疏,发言如下:

“言官是可以处罚的,出阁读书是不能不办的。”

发配南京。

再几天后,户部给事中孟养浩上疏,支持李献可、钟羽正等人。

相对而言,他的奏疏更有水平,虽然官很小(七品),志气却大,总结了皇帝大人的种种错误,总计五条,还说了一句相当经典的话:

“皇帝陛下,您坐视皇长子失学,有辱宗社祖先!”

万历气疯了,当即下令,把善于总结的孟养浩同志革职处理,并拉到午门,打了一百杖。

暴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。

别人也就罢了,可惜孟先生偏偏是言官,干的是本职工作,平白被打实在有点冤。

于是大家都愤怒了。

请注意,这个大家是有数的,具体人员及最终处理结果如下所列:

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上疏,被训斥。

吏科右给事中陈尚象上疏,被革职为民。

御史邹德泳,户科都给事中丁懋逊、兵科都给事中张栋、刑科都给事中吴之佳、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休,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,联名上疏抗议。万历大怒,将此六人降职发配。

万历终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如果加上最初上疏的李献可,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,他就免掉了十二位当朝官员。这一伟大记录,就连后来的急性子崇祯皇帝也没打破。

事办到这份上,皇帝疯了,大臣也疯了。官服乌纱就跟白送的一样,铺天盖地到处乱扔,大不了就当老子这几十年书白读了。拼个你死我活只为一句话:可以丢官,不能丢人!

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,礼部员外郎董嗣成、御史贾名儒、御史陈禹谟再次上疏,支持李献可。万历即刻反击,董嗣成免职,贾名儒发配,陈禹谟罚工资。

事情闹到这里,到底卷进来多少人,我也有点乱。但若以为就此打住,那实在是低估了明代官员的战斗力。

几天后,礼部尚书李长春也上疏了。对这位高级官员,万历也没客气,狠狠地骂了他一顿,谁知没多久,吏部尚书蔡国珍、侍郎杨时乔又上疏抗议,然而这一次,万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——实在骂不动了。

皇帝被搞得奄奄一息,王家屏也坐不住了,他终于出面调停,向皇帝认了错,并希望能够赦免群臣。

想法本是好的,方法却是错的。好不容易消停下去的万历,一看见这个老冤家,顿时恢复了战斗力,下书大骂:

“自你上任,大臣狂妄犯上,你是内阁大学士,不但不居中缓和矛盾,反而封还我的批示,故意激怒我!见我发怒,你又说你有病在身,回家休养!国家事务如此众多,你在家躺着(高卧),心安吗!?

既然你说有病,就别来了,回家养病去吧!”

王家屏终于理解了申时行的痛苦,万历二十年(1592)三月,他连上八封奏疏,终于回了家。

这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较量,大臣的一句话,可能毫无作用,万历的一道圣旨,却足以改变任何人的命运。

然而万历失败了,面对那群前仆后继的人,他虽然竭尽全力,却依然失败了,因为权力并不能决定一切——当它面对气节与尊严的时候。

王家屏走了,言官们暂时休息了。接班的赵志皋比较软,不说话,万历正打算消停几天,张位又冒出来了。

这位次辅再接再厉,接着闹,今天闹出阁讲学,明天就闹册立太子。每天变着法地折腾皇帝,万历同志终于顶不住了。如此下去,不被逼死,也被憋死了。

必须想出对策。

考虑再三,他决定去找一个人,在他看来,只有这个人才能挽救一切。

【王锡爵】

万历二十一年(1593),王锡爵奉命来到京城,担任首辅。

王锡爵,字元驭,苏州太仓人。

嘉靖四十一年,他二十八岁,赴京赶考,遇见申时行,然后考了第一。

几天后参加殿试,又遇见了申时行,这次他考了第二。

据说他之所以在殿试输给申时行,不外乎两点,一是长得不够帅,二是说话不够滑。

帅不帅不好说,滑不滑是有定论的。

自打进入朝廷,王锡爵就是块硬骨头。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,大家上书闹,他跑到人家家里闹,逼得张居正大人差点拔刀自尽。吴中行被打得奄奄一息,大家在场下吵,他跑到场上哭。

万历六年,张居正不守孝回京办公。大家都庆贺,他偏请假,说我家还有父母,实在没有时间工作,要回家尽孝,张居正恨得直磨牙。

万历九年,张居正病重,大家都去祈福,他不屑一顾。

万历十年,张居正病逝,反攻倒算开始,抄家闹事翻案,人人都去踩一脚,这个时候,他说:

“张居正当政时,做的事情有错吗?!他虽为人不正,却对国家有功,你们怎能这样做呢?!”

万历十三年,他的学生李植想搞倒申时行,扶他上台,他痛斥对方,请求辞职。

三年后,他的儿子乡试考第一,有人怀疑作弊,他告诉儿子,不要参加会试,回家待业,十三年后他下了台,儿子才去考试,会试第二,殿试第二。

他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。

所以在万历看来,能收拾局面的,也只有王锡爵了。

王大人果然不负众望,到京城一转悠,就把情况摸清促了。随即开始工作,给皇帝上了一封密信。大意是说,目前情况十分紧急,请您务必在万历二十一年册立太子,绝不能再拖延了,否则我就是再有能耐,也压制不了!

吸取了上次的教训,万历没敢再随便找人修电脑,专程派了个太监,送来了自己的回信。

可王锡爵刚打开信,就傻眼了。

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:

“看了你的奏疏,为你的忠诚感动!我去年确实说过,今年要举行册立大典,但是(注意此处),我昨天晚上读了祖训(相当于皇帝的家规),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句训示:立嫡不立长,我琢磨了一下,皇后现在年纪还不大,万一将来生了儿子,怎么办呢?是封太子,还是封王?”

“如果封王,那就违背了祖训,如果封太子,那就有两个太子了,我想来想去,想了个办法,要不把我的三个儿子一起封王,等过了几年,皇后没生儿子,到时候再册立长子也不迟。这事我琢磨好了,既不违背祖制,也能把事办了,很好,你就这么办吧。”

阶级斗争又有新动向了,很明显,万历同志是很动了一番脑筋,觉得自己不够分量,把老祖宗都搬出来了,还玩了个复杂的逻辑游戏,有相当的技术含量,现解析如下。

按老规矩,要立嫡子(皇后的儿子),可是皇后又没生儿子,但皇后今天没有儿子,不代表将来没有。如果我立了长子,嫡子生出来,不就违反政策了吗?但是皇后什么时候生儿子,我也不知道,与其就这么拖着,还不如把现在的三个儿子一起封了了事,到时再不生儿子,就立太子。先封再立,总算对上对下都有了交代。

王锡爵初一琢磨,就觉得这事有点悬,但听起来似乎又只能这么办,思前想后,他也和了稀泥,拿出了两套方案。

方案一、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亲,这样既是嫡子又是长子,问题就解决了。

方案二、按照皇帝的意思,三个儿子一起封王,到时再说。

附注:第二套方案,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,才能使用。

上当了,彻底上当了。

清醒了一辈子的王大人,似乎终于糊涂了,他好像并不知道,自己已经跳入了一个陷阱。

事实上,万历的真正目标,不是皇长子,而是皇三子。

他喜欢郑贵妃,喜欢朱常洵,压根就没想过要立太子,搞三王并封,把皇长子、三子封了王,地位就平等了,然后就是拖,拖到大家都不闹了,事情也就办成了。

至于所谓万不得已,采用第二方案,那也是句废话,万历同志这辈子,那是经常地万不得已。

总之,王锡爵算是上了贼船了。

万历立即选择了第二种方案,并命令王锡爵准备执行。

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和策划,万历二十一年(1593)正月二十六日,万历突然下发圣旨:

“我有三个儿子,长幼有序。但问题是,祖训说要立嫡子,所以等着皇后生子,一直没立太子,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,特将皇长子、皇三子、皇五子全部封王,将来有嫡子,就立嫡子,没嫡子,再立长子,事就这么定了,你们赶紧去准备吧。”

圣旨发到礼部,当时就炸了锅。这么大的事情,事先竟没听到风声,实在太不正常,于是几位领导一合计,拿着谕旨跑到内阁去问。

这下连内阁的赵志皋和张位也惊呆了,什么圣旨,什么三王并封,搞什么名堂!?

很明显,这事就是王锡爵办的。消息传出,举朝轰动,大家都认定,朝廷又出了个叛徒,而且还是主动投靠的。

所有人都知道,万历已经很久不去找(幸)皇后了,生儿子压根就是没影的事。所谓三王并封,就是扯淡,大家都能看出来,王锡爵你混了几十年,怎么看不出来?分明就是同谋,助纣为虐!

再说皇帝,你都说好了,今年就办,到时候了竟然又不认账。搞个什么三王并封,我们大家眼巴巴地盼着,又玩花样,你当你耍猴子呢?!

两天之后,算帐的人就来了。

光禄寺丞朱维京第一个上书,连客套话都不说,开篇就骂:

“您先前说过,万历二十一年就册立太子,朝廷大臣都盼着,忽然又说要并封,等皇后生子。这种说法,祖上从来就没有过!您不会是想愚弄天下人吧!”

把戏被戳破了,万历很生气,立即下令将朱维京革职充军。

一天后,刑部给事中王如坚又来了:

“十四年时,您说长子幼小,等个两三年;十八年时,您又说您没有嫡子,长幼有序,让我们不必担心;十九年时,您说二十年就册立;二十年时,您又说二十一年举行;现在您竟然说不办了,改为分封,之前的话您不是都忘了吧,以后您说的话,我们该信那一句?”

这话杀伤力实在太大,万历绷不住了,当即把王如坚免职充军。

已经没用了,什么罚工资、降职、免职、充军,大家都见识过了,还能吓唬谁?

最尴尬的,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,皇帝下了圣旨,内阁又没有封还,按说是不能不办的。可是照现在这么个局势,如果真要去办,没准自己就被大家给办了。想来想去,搞了个和稀泥方案:三王并封照办,但同时也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。

方案报上去,万历不干:三王并封,就为不立太子,还想把我绕回去不成?

既然给面子皇帝都不要,也就没啥说的了。礼部主事顾允成,工部主事岳元声,光禄寺丞王学曾等人继续上书,反对三王并封,这次万历估计也烦了,理都不理,随他们去。

于是抗议的接着抗议,不理的照样不理,谁也奈何不了谁。

局面一直僵持不下,大家这才突然发觉,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——王锡爵。

这事既然是王锡爵和皇帝干的,皇帝又不出头,也只能拿王锡爵开刀了。

先是顾允成、张辅之等一群王锡爵的老乡上门,劝他认清形势,早日解决问题。然后是吏部主事顾宪成代表吏部全体官员写信给王锡爵,明白无误地告诉他:现在情况很复杂,大家都反对你的三王并封,想糊弄过去是不行的。

王锡爵终于感受到了当年张居正的痛苦,不问青红皂白,就围上来群殴,没法讲道理,就差打上门来了。

当然,一点也没差,打上门的终究来了。

几天之后,礼部给事中史孟麟、工部主事岳元声一行五人,来到王锡爵办公的内阁,过来只干一件事:吵架。

刚开始的时候,气氛还算不错,史孟麟首先发言,就三王并封的合理性、程序性一一批驳,有理有节,有根有据。

事情到这儿,还算是有事说事,可接下来,就不行了。

因为王锡爵自己也知道,三王并封是个烂事,根本就没法辩,心里理亏,半天都不说话。对方一句句地问,他半句都没答,憋了半天,终于忍不住了:

“你们到底想怎么样?”

岳元声即刻回答:

“请你立刻收回那道圣旨,别无商量!”

接着一句:

“皇上要问,就说是大臣们逼你这么干的!”

王锡爵气得不行,大声回复:

“那我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去,怎么样?!”

这是一句威胁性极强的话。然而岳元声回答的声音却更大:

“那你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!充军也好,廷杖也好,你看着办!”

遇到这种不要命的二愣子,王锡爵也没办法,只好说了软话:

“请你们放心,虽然三王并封,但皇长子出阁的时候,礼仪是不一样的。”

首辅大人认输了,岳元声却不依不饶,跟上来就一句:

“那是礼部的事,不是你的事!”

谈话不欢而散,王锡爵虽然狼狈不堪,却也顶住了死不答应。

因为虽然骂者众多,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他的死穴。

这事看起来很简单,万历耍了个计谋,把王锡爵绕了进去,王大人背黑锅,哑巴吃黄连,有苦说不出。

事实上,那是不可能的,王锡爵先生,虽然人比较实诚,也是在官场打滚几十年的老油条,万历那点花花肠子,他一清二楚,之所以同意三王并封,是将计就计。

他的真正动机是,先利用三王并封,把皇长子的地位固定下来,然后借机周旋,更进一步逼皇帝册立太子。

在他看来,岳元声之流都是白颈乌鸦,整天吵吵嚷嚷,除了瞎咋呼,啥事也干不成。所以他任人笑骂,准备忍辱负重,一朝翻身。

然而这个世界上,终究还是有聪明人的。

庶吉士李腾芳就算一个。

李腾芳,湖广湘潭人(今湖南湘潭)。从严格意义上讲,他还不是官,但这位仁兄人还没进朝廷,就有了朝廷的悟性,只用一封信就揭破了王锡爵的秘密。

他的这封信,是当面交给王锡爵的,王大人本想打发这人走,可刚看几行字,就把他给拉住了:

“公欲暂承上意,巧借王封,转作册立!”

太深刻了,太尖锐了,于是王锡爵对他说:

“请你坐下来,好好谈一谈。”

李腾芳接下来的话,彻底打乱了王锡爵的部署:

“王大人,你的打算是对的。但请你想一想,封王之后,恐怕册立还要延后,你还能在朝廷呆多久?万一你退了,接替你的人比你差,办不成这件事,负责任的人就是你!”

王锡爵沉默了,他终于意识到,自己的计划蕴含着极大的风险,但他仍然不打算改正这个错误。因为在这个计划里,还有最后一道保险。

李腾芳走了,王锡爵没有松口,此后的十几天里,跑来吵架的人就没断过。但王大人心里有谱,打死也不说,直到王就学上门的那一天。

王就学是王锡爵的门生,自己人当然不用客气,一进老师家门就哭,边哭还边说:

“这件事情(三王并封)大家都说是老师干的,如此下去,恐怕老师有灭门之祸啊!”

王锡爵却笑了:

“你放心吧,那都是外人乱说的。我的真实打算,都通过密奏交给了皇上,即使皇长子将来登基,看到这些文书,也能明白我的心意。”

这就是王先生的保险,然而王就学没有笑,只说了一句话:

“老师,别人是不会体谅您的!一旦出了事,会追悔莫及啊!”

王锡爵打了个寒战,他终于发现,自己的思维中,有一个不可饶恕的漏洞:

如果将来册立失败,皇三子登基,看到了自己拥立长子的密奏,必然会收拾掉自己。

而如果皇长子登基,即使他知道密奏,也未必肯替自己出头。因为长子登基,本来就是理所当然,犯不着感谢谁,到时,三王并封的黑锅只有他自己背。

所以结论是:无论谁胜利,他都将失败!

明知是赔本的生意,还要做的人,叫做傻子。王锡爵不是傻子,自然不做。万历二十一年二月,他专程拜见了万历,只提出了一个要求:撤回三王并封。

这下万历就不干了,好不容易把你拉上船,现在你要洗手不干,留下我一个人背黑锅,怎么够意思?

“你要收回此议,即无异于认错,如果你认错,我怎么办?我是皇帝,怎能被臣下挟持?”

话说得倒轻巧,可惜王大人不上当:你是皇帝,即使不认错,大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,我是大臣,再跟着淌混水,没准祖坟都能让人刨了。

所以无论皇帝大人连哄带蒙,王锡爵偏一口咬定——不干了。

死磨硬泡没办法,大臣不支持,内阁不支持,唯一的亲信跑路,万历只能收摊了。

几天后,他下达谕令:

“三王都不必封了,再等两三年,如果皇后再不生子,就册立长子。”

可是大臣们不依不饶,一点也不消停,接着起哄,因为大家都知道,皇帝陛下您多少年不去找皇后了,皇后怎么生儿子,不想立就不想立,你装什么蒜?

万历又火了,先是辟谣,说今年已经见过皇后,夫妻关系不好,纯属谣传,同时又下令内阁,对敢于胡说八道的人,一律严惩不怠。

这下子王锡爵为难了,皇帝那里他不敢再去凑热闹了,大臣他又得罪不起,想来想去,一声叹息:我也辞职吧。

说是这么说,可是皇帝死都不放,因为经历了几次风波之后,他已然明白,在手下这群疯子面前,一丝不挂十分危险,身前必须有个挡子弹的,才好平安过日子。

于是王锡爵惨了,大臣轰他走,皇帝不让走,夹在中间受气,百般无奈之下,他决定拼一拼——找皇帝面谈。

可是皇帝大人虽然不上班,却似乎很忙,王锡爵请示了好几个月,始终不见回音。眼看要被唾沫淹死,王大人急眼了,死磨硬泡招数全用上,终于,万历二十一年(1593)十一月,他见到了万历。

这是一次十分关键的会面,与会者只有两人,本来是天知地知,你知我知,但出于某种动机(估计是想保留证据),事后王锡爵详细地记下了他们的每一句话。

等了大半年,王锡爵已经毫无耐心:

“册立一事始终未定,大臣们议论纷纷,烦扰皇上(包括他自己),希望陛下早日决断,大臣自然无词。”

万历倒还想得开:

“我的主意早就定了,反正早晚都一样,人家说什么不碍事。”

不碍事?敢情挨骂的不是你。

可这话又不能明说,于是王大人兜了圈子:

“陛下的主意已定,我自然是知道的,但外人不知道内情,偏要大吵大嚷,我为皇上受此非议深感不忿,不知道您有什么为难之处,要平白受这份闲气?”

球踢过来了,但万历不愧为老运动员,一脚传了回去:

“这些我都知道,我只担心,如果皇后再生儿子,该怎么办?”

王锡爵气蒙了,就为皇后生儿子的破事,搞了三王并封,闹腾了足足半年,到现在还拿出来当借口,还真是不要脸,既然如此,就得罪了:

“陛下,您这话几年前说出来,还过得去,现在皇子都十三岁了,还要等到什么时候!从古至今即使百姓家的孩子,十三岁都去读书了,何况还是皇子?!”

这已经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了,但万历同志到底是久经考验,毫不动怒,只是淡淡地说: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王锡爵仍不甘心,继续劝说万历,但无论他讲啥,皇帝陛下却好比橡皮糖,全无反应,等王大人说得口干舌燥,气喘吁吁,没打招呼就走人了,只留下王大人,痴痴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。

谈话是完了,但这事没完,王锡爵回家之后,实在是气不过,一怒之下,又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奏疏。

因为这封奏疏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——威胁:

“皇上,此次召对(即谈话),虽是我君臣二人交谈,但此事不久后,天下必然知晓,若毫无结果,将被天下人群起攻之,我即使粉身碎骨,全家死绝,也无济于事!”

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我和你谈过话,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,如果没给我一个结果,此事必将公之于天下,我完蛋了,你也得下水!

这是硬的,还有软的:

“臣进入朝廷三十余年了,一向颇有名声,现在为了此事,被天下人责难,实在是痛心疾首啊!”

王锡爵是真没办法了,可万历却是王八吃秤砣,铁了心地对着干,当即写了封回信,训斥了王锡爵,并派人送到了内阁。

按照常理,王大人看完信后,也只能苦笑,因为他虽为人刚正,却是个厚道人,从来不跟皇帝闹,可这一次,是个例外。

因为当太监送信到内阁的时候,内阁的张位恰好也在。这人就没那么老实了,是个喜欢惹事的家伙,王锡爵拆信的时候,他也凑过来看。看完后,王锡爵倒没什么,他反而激动了。

这位仁兄二话不说,当即怂恿王锡爵,即刻上疏驳斥万历。有了张位的支持,王锡爵浑似喝了几瓶二锅头,胆也壮了,针锋相对,写了封奏疏,把皇帝大人批驳得无地自容。

王锡爵没有想到,他的这一举动,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因为万历虽然顽固,却很机灵。他之所以敢和群臣对着干,无非是有内阁支持,现在王大人反水了,如果再闹下去,恐怕事情就没法收拾,于是他终于下圣旨:万历二十二年春,皇长子出阁读书。

胜利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,王锡爵如释重负,虽然没有能够册立太子,但已出阁读书。无论如何,对内对外,都可以交代了。

申时行没有办成的事情,王锡爵办成了,按说这也算是个政绩工程,王大人的位置应该更稳才是,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

因为明代的大臣很执着,直来直往,说是册立,就必须册立。别说换名义,少个字都不行!所以出阁读书,并不能让他们满意,朝廷里还是吵吵嚷嚷地闹个不停。

再加上另一件事,王锡爵就真是无路可走了。

因为万历二十一年(1593),恰好是京察年。

所谓京察,之前已介绍过,大致相当于干部考核,每六年京察一次,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(含五品),包括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、以及京城的京官。

虽然一般说来,明代的考察大都是糊弄事。但京察不同,因为管理京察的,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。收拾不了内阁大学士,搞定几个五品官还是绰绰有余的。

所以每隔六年,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要胆战心惊一回。毕竟是来真格的,一旦京察被免官,就算彻底完蛋。

这还不算,最倒霉的是,如果运气不好,主持考核的是个死脑筋的家伙,找人说情都没用,那真叫玩的就是心跳。

万历二十一年(1593)的这次京察,就是一次结结实实的心跳时刻。因为主持者,是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。

孙鑨倒没什么,可是赵南星先生,就真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顽固型人物。

赵南星,字梦白,万历二年进士。早在张居正当政时期,他就显示了自己的刺头本色,一直对着干。张居正死后获得提升,也不好好干,几年后就辞职回家了,据他自己说是身体不好,不想干了。

此人不贪钱,不好色,且认死理,此前不久才再次出山,和吏部尚书一起主持京察。

这么个人来干这么个事,很明显,就是来折腾人的。

果不其然,京察刚一开始,他就免了两个人的官,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余,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。

朝廷顿时一片恐慌。

因为这两个人的官虽不大,身份却很特殊: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,吕胤昌是孙鑨的外甥。

拿自己的亲戚开刀,意思很明白:今年这关,你们谁也别想轻易过去。

官不聊生的日子就此开始,六部及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,哭天喊地,声震寰宇,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。赵志皋的弟弟被赶回了家,王锡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糟了殃。

赵志皋是个老实人,也不怎么闹。王锡爵就不同了,他上门逼张居正的时候,赵南星也就是个小跟班,要说闹事,你算老几?

很快,几个言官便上疏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,从中挑刺。赵南星自然不甘示弱,上疏反驳,争论了几天,皇帝最后判定:吏部尚书孙鑨罚一年工资,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。

这个结果实在不值得惊讶,因为那段时间,皇帝大人正在和王锡爵合伙搞三王并封。

但王锡爵错了,因为赵南星先生,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。

事实上,他之所以被拉到前台,去搞这次京察,是因为在幕后,有个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。

这个人的名字,叫顾宪成。

关于这位仁兄的英雄事迹,后面还要详细介绍,这里就不多说了,但可以确定的是,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,是在顾宪成的策划下,有预谋,有目的的政治攻击。关于这一点,连修明史的史官都看得清清楚楚。(明史·顾宪成传)

事实印证了这一点,前台刚刚下课,后台就出手了。一夜之间,左都御史李世达、礼部郎中于孔兼等人就冒了出来,纷纷上疏攻击,王大人又一次成为了靶子。

关键时刻,万历同志再次证明,他是讲义气的,而且也不傻。

奏疏送上去,他压根就没理,却发布了一道看似毫不相干的命令:

吏部尚书孙鑨免职,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,削职为民。

这条圣旨的意思是:别跟我玩花样,你们那点把戏我都明白,再闹,就连你们一起收拾。

应该说效果十分明显,很快,大家都不闹了。看上去,王锡爵赢了,实际上,他输了,且输得很惨。

因为孙鑨本就是个背黑锅的角色,官免了也就消停了。赵南星就不同了,硬顶王锡爵后,他名望大增,被誉为不畏强暴,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。虽然打包袱回了老家,却时常有人来拜访,每年都有上百道奏疏送到朝廷,推荐他出来做官。而这位兄弟也不负众望,二十年后再度出山,闹出了更大的动静。

王锡爵就此完蛋,他虽然赢得了胜利,却输掉了名声,在很多人看来,残暴的王锡爵严酷镇压了开明的赵南星,压制了正直与民意。

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,因为这一切,都似曾相识。

十六年前,年轻官员王锡爵大摇大摆地迈进了张居正首辅的住所,慷慨激昂,大发议论后,扬长而去,然后名声大噪。

十六年后,年轻官员赵南星向王锡爵首辅发起攻击,名满天下。

当年的王锡爵,就是现在的赵南星,现在的王锡爵,就是当年的张居正,很有趣。

有明一代,所谓的被压制者,未必真被压制,所谓的压制者,未必真能压制。

遍览明代史料,曾见直言犯上者无数,细细分析之后,方才发觉:

犯上是一定的,直言是不一定的。因为在那些直言背后,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【最后一根稻草】

万历二十二年(1594)五月,王锡爵提出辞呈。

万历挽留了他很多次,但王锡爵坚持要走。

自进入朝廷以来,王锡爵严于律己,公正廉洁,几十年来如履薄冰,兢兢业业,终成大器。

万历二十一年,他受召回到朝廷担任首辅,二十二年离去,总共干了一年。

但这一年,就毁掉了他之前几十年累积的所有名声。

虽然他忍辱负重,虽然他尽心竭力,努力维护国家运转,调节矛盾,甚至还完成了前任未能完成的事(出阁读书),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。

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,做事总是不容易的。

王锡爵的离去,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失控。从此以后,天下将不可收拾。

但没有人会料到,王大人辞职,将成为另一事件的导火线。和这件事相比,所谓的朝局纷争,册立太子,都不过是小儿科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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